The Shock of Modernity: Liang Qichao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 Concept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中国陷入生存危机。传统的“天下”观已无法应对现代世界，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的翻译，引入了西方的“nation”（民族/国家）概念及其意识形态——“nationalism”（民族主义）。“民族”一词被直接借用，成为重塑中国人集体认同的基石。
“民族”概念的引入，并非纯粹的学术思辨，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整合国家、动员民众、挽救危亡的实用工具。它代表了一整套西方政治框架的植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思考集体与国家的方式。
Forging a Modern State: From "Small" to "Great" Nationalism
为了避免分裂，梁启超在1902年首创“中华民族”概念。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将汉、满、蒙、回、藏等清朝版图内所有族群都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现代国族之中。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梁启超
“中华民族”的提出是一项高明的政治策略，它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主观“民族意识”的、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身份框架，为将一个多民族帝国转型为现代统一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石。
The Final Lexical Step: The Standardization of "Hànzú"
在“中华民族”的新框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核心族群也需要一个现代名称。通过在历史称谓“汉人”后加上现代词缀“-族”，标准化的“汉族”（Hànzú）便应运而生。
汉族
Hànzú
满族
Mǎnzú
蒙古族
Měnggúzú
这一词汇转变，将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置于一种平等的语言结构之中，反映了从“文明中心 vs. 四方蛮夷”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的政治观念转型。
“汉族”称谓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现代身份认同重塑的最终完成。它在承认汉族独特身份的同时，也将其牢固地嵌入国家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宏大叙事之中。
The Logical Trajectory of Identity Reshaping
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
借用西方的民族主义
从小民族到大民族的转向
标准化“汉族”与“中华民族”
华夏中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
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